研究計劃

本计划旨在综合文学研究、书籍文化研究、表演研究、音乐研究等领域之方法，搭建一跨媒介方法论，探索晚明传奇所指向的文本、音乐、舞台相互连通之戏曲世界。

商务印书馆（商务）是五四时期宣传新思想和新文化的重镇。商务响应新文化运动与美育运动的号召，曾出版大量推动美术、美学和美育的作品，将各种外国美学思想引入现代中国。

现存对美育运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蔡元培和王国维的贡献，尤其是他们对康德、叔本华和席勒美学的接受。该时期其实尚有多种书籍与译作曾为美育思想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但未为学界深入探讨。据初步统计，与美育运动密切相关的书籍和译著超过20本，涉及约40位较少为人论及的知识份子。

本计划旨在探讨1897-1940年间商务的出版策略如何推动美育运动，并重新审视其在中国现代美育史上的贡献和限制。本计划将选取相关作品进行个案研究和文本分析，查考其中美育思想的来源与流变，藉以揭示美育思想的跨文化网路。

本计划之主要议题包括：（1）分析五四时期中国知识份子和翻译家透过商务印书馆对美育的贡献，（2）连繫欧、俄、美、日等地的哲学与文学，探究五四美育的跨文化性，（3）从跨文化视角阐释中国现代美育史讨论的複杂性；（4）反思商务在变动的时代下推动美育所呈现的动力和张力。

关键词
商务印书馆 美育运动 跨文化研究 五四文化

1950年代以降的香港是旧诗文化传承的重要场域，不仅诗坛依然活跃，诸高校中文系勉力将「诗选及习作」设置为必修课。究其原因，一是大陆易帜后大批诗人、学者南下，和本土同道于喁唱酬，且以保存传统文化为己任；二是粤语较完善地保存了中古音系，为年轻人学习诗词格律的过程提供了便利。

1971年，香港开始在所有政府及资助小学推行六年免费教育。1980年，改为九年免费教育，学生接受义务教育至15岁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但与此同时，香港中小学课程大纲设计之弹性减少，学生虽能透过课本认识古典诗词，却鲜有学习创作的机会。此时，以中文大学中文系为首的诸科系在本科设置「诗选及习作」必修科，其重要意义就不待而言了。以中大（及其前身之三所学院）而言，历来任教此科的曾克耑、何敬群、锺应梅、陈湛铨、常宗豪、邝健行、邓仕樑、佘汝丰、吴宏一、何文汇、王晋光、黄坤尧等人多兼具学者与诗人的双重身分，为香港高校诗词创作教学开创、赓续了良好的传统。

诸位教授中，何文汇长期在校内外推行「粤语正音」运动，影响颇大。他认为，懂得分辨粤语九声，就等于懂得分辨粤语平仄；懂得分辨平仄以后，就不可不学近体诗了。熟悉近体诗的格律而多读近体诗，不但对纠正读音错误有很大帮助，还可以提高对文学作品的欣赏能力。因此在他的推动下，先于1990年由香港新市镇文化教育协会举办「第一届全港学界律诗创作比赛」，复于1991年由香港区域市政局图书馆（后併入香港公共图书馆）举办「第一届全港诗词创作比赛」。在两岸四地，比赛的举办可谓开风气之先。其后，新市镇文化教育协会又于1997年举办「第一届全港学界对联创作比赛」。截至2021年夏，获奖作品累积达1154件，古典书写场域得以拓宽。

担任评判者如何文汇、常宗豪、邝健行、黄坤尧等皆为大学教师。其中新市镇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两个比赛仅面向学界（2020年的对联创作比赛首次开设了「国际公开组」），公共图书馆举办的「全港诗词创作比赛」则分为学生组和公开组。三十年来，公开组参赛者固不乏资深诗人，而学界因参赛而加强对诗词创作之兴趣，日后成为诗人、学者、教师者也所在多有。不仅如此，三种诗词比赛还为评判与参赛诗人提供了交流切磋的平台，不仅促进了诸人诗作的流通，也进一步带动了诗词创作的风气。此外，随著两岸四地文化交流渐多，参赛获奖者中也不乏非本地之研究生及本科生。他们在毕业后离去，也将诗词创作风气带向香港以外。

纵然三项比赛值得深入关注、探讨，但相关研究迄今并不多见。有鑑于时代推移，诗坛老辈逐渐凋零，为三项诗词创作比赛进行专题研究，可谓刻不容缓。故本计划之设计，正为保存香港诗词文献、为学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王念孙是清代乾嘉学术中的代表人物，他对古音的研究，对先秦、秦汉古籍的校释，至今仍为学者肯定与採用。然而学者对王氏之学的研究，多局限在几种已经刊刻的著作。我们近十年来收集并公布了不少各地图书馆珍藏的王氏稿抄校本，从原始材料上突破了目前的困局，成果甚丰。本计划在此基础上，拟将现藏北京大学的王念孙手稿整理研究，尽快发表。

本计划的新材料是北京大学在1930年代从罗振玉手中购藏至今，共五十七册，数量之多实属罕见，且绝大部分从未刊印，材料弥足珍贵，饶具学术价值。本计划将已经抄录的手稿材料整理成《资料彙编》，然后研究手稿所见王念孙的古声母系统，辑录并分析王氏在手稿中所引先秦、秦汉古籍文例的校释，配合比对王氏其他著述以及近世出土文献，如实呈现王念孙在古音学、训诂学、古籍校勘学等方面的实绩。研究成果将上载至计划网页，继续开拓并深化研究王氏之学的新里程。

近世唐音为江户时代（1603-1867）传入日本的汉字音，随明末清初译官、黄檗宗僧侣及东皐心越渡日而为人所知。上述三类唐音均源于明代官话而略有差异，学界对其方言性质仍有争议。江户时代的日本文献支持南京─杭州音说，但即使前人对明代官话声调调值已有研究，有关唐音声调的调值仍付阙如。另一方面，学者多关注译官唐音的文献，对各系近世唐音的内部差异关注尚见不足。

职是之故，本研究利用《魏氏乐谱》、《东皐琴谱》、《禅林课诵》等分别对应上述三种唐音的17世纪日本乐谱，考索谱中近世唐音的语音系统、性质、浊声母及入声的标示符号以至词乐关系。本研究亦首次利用乐谱尝试拟构唐音声调调值。本研究不但具体说明近世唐音的复杂性，并为唐音声调研究、唐音及明代官话的比较提供新的研究方法。本研究方法亦能进一步应用到中世唐音（即宋音）的调值拟构。

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看，莆仙闽语和海南闽语是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这两片闽语都源自闽南语，在发展的过程中都和其他语言发生过接触。莆仙闽语主要流行于福建省的莆田市和仙游县，受过闽东语强烈的影响；海南闽语是海南省北部、东部和南部沿岸地区的通用语，带有明显的临高语和黎语（俱属壮侗语系语言）的痕迹。我们认为：莆仙闽语和海南闽语的经历，正好分别属于 Winford（2005）框架下语言接触的两大类型――“借用”（borrowing）和“施加”（imposition）。本计划的目的，是通过构拟这两个方言片的接触史，厘清它们在音韵和词汇层面上的演变。计划包含三个阶段：（一）构拟莆仙闽语和海南闽语的接触史；（二）检验这两个方言片是否符合 Winford（2005）对不同语言接触类型的预测；（三）以这两个方言片为例，考察哪一类型的接触会影响借词的“可借用性”（borrowability）及“可借用性等级”（scale of borrowability）。本计划会为南方方言的形成提供崭新的视角。

国家认同一向是晚清文学研究中重要的主题。《老残游记》以其藉由批评地方治理挑战传统官僚价值而闻名，标誌了中国知识人对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关係的重要转变。本计划将分析《老残游记》对于地方治理的评论，并将之放置于作者刘鹗自身的河工专业的脉络下加以审视。本计划期望能够对环境危机在晚清知识人的国族认同形塑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进一步的理解。

过去研究已经帮助我们瞭解小说中的地方治理之于晚清国族认同议题的重要性，但是学者通常忽略了以下事实：刘鹗真正关心的与其说是他在小说中所批评的地方治理，不如说是日趋败坏的地方治安。正如关于19世纪中国地方史的研究所显示的，做为小说地理背景设定的山东，其不断恶化的地方治安，与这一时期反復發生的洪水氾滥有密切的关係。学者对于此一环境脉络的忽略，导致没有意识到环境危机在刘鹗的国族认同形塑中所扮演的关键地位。

本计划希望能够对晚清文学以及知识史做出如下贡献：(一) 从环境危机的脉络理解晚清知识人的个人层面的国家认同建构；(二) 透过说明水利工程与刘鹗对地方治理观点的关係，对晚清知识人的政治论述提出新角度的观察；(三) 将生态危机、科技史、文学文本与作者个人经验纳入一个整合性的理解架构。

唐代魏徵等奉唐太宗勅命编《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採用唐前典籍六十五种，摘取其中与治国相关的文字，用以作为管治国家的参考。此书保留了不少典籍的旧貌。唐代以后，《治要》渐有散佚，至宋以后失传。《治要》在晚唐已传至日本，今所见重要版本俱源自日本所藏，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本计划拟从以下方面着眼：

第一，收集并整理日藏诸本《群书治要》。《治要》传入日本以后，在平安时代有四位日本天皇尝加诵读。今存最早《治要》钞本即属平安时代九条家本，此为残本，现藏东京国立博物馆，属日本国宝，笔致优雅而端正，部分内容更为天皇收藏。又，宫内厅书稜部藏有鎌仓时代金泽文库本，此本与九条家本关係密切，乃现存时代最早之足本。又，元和活字刊本骏河版则以金泽文库本为祖，属现存时代最早之活字本，最堪阅读。至于天明本，乃日人对照魏徵所引原书重新校刊之本，失却《治要》存旧之真。考证日藏诸本《治要》之关係，自可得知诸本的流变过程，对了解此书的传播与重要性有莫大帮助。

第二，利用日藏《群书治要》校勘其所引典籍，并作辑佚。《治要》引用唐前经、史、子文献共六十五种，日藏诸本时代甚早，取《治要》以校勘所引典籍，可更正许多原典的问题。《治要》虽在清嘉庆初年回流中国，惜此本尝经后人回改，不保《治要》原貌。今据日藏诸本重新勘正所引典籍，可补前人研究之未备。北京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每有据《群书治要》以作校正，然其所据仅为未臻完善的天明本，今据日藏诸本《治要》加以比较，更可校正原典裡之错误。此外，《治要》亦引佚书，以及典籍之中的佚篇；故利用《治要》所引，可为唐前旧典辑佚。

第三，讨论《群书治要》的选文与治国之道。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治要》乃在群书之中摘引与管治国家相关者，勒成一书。其中《治要》选文与否，标准为何，可用叙事学之方法细考。《治要》编者以此书作谏书，以选文建议治国之道。今天虽无君臣关係，然而今天如能借助《治要》以管理企业，仍不失为古书今用之范例。

本研究计划先将收集和整理日藏诸本《群书治要》，然后探讨各本《治要》之承传关係，以及其与所引原典之异同。接着，利用《治要》校勘和辑佚，补足文献学上未备之处。最后，以《治要》所载典籍为例，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治要》之选文。具体方向主要有四：一、利用日藏诸本《治要》，讨论此书在日本的流传情况，以及各本之间的关係。二、利用《治要》校勘所引书及辑佚。三、探讨《治要》之选文准则。四、《治要》治国之道的今用。

在词学史上，吴文英（1200-1260）词的起伏升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南宋之时，吴文英虽有词名，但整体评价不高。张炎将之与姜夔对举，而贬之以“质实”，其着名的“七宝楼臺”之说非但不是美誉，更成为后人否定梦窗词的主要论调。元明时期，梦窗词几乎无人提及。清初的重要选本中虽然保存了梦窗词，但其词名不彰，直到清代中后期才出现变化。周济《宋四家词选》以吴文英为一代领袖，且为由南追北之关键，欲以吴文英之深涩力矫姜白石之浮滑，梦窗词之地位骤然提高，广受词家注意。晚清王鹏运、郑文焯、朱祖谋、况周颐多次校勘梦窗词，使其面貌日趋完善，又通过创作、选词、评论等大力揄扬，梦窗词一跃以为词坛之圭臬，形成所谓“梦窗热”之潮流。至此梦窗词乃成为宋词经典，其评价亦臻至顶峰。

梦窗词经典化过程背后由许多因素互动而成，探讨这些因素有助了解複杂的文学现象。前贤多从词论入手，已有颇多成果。然而，“梦窗热”不仅体现在词学的范畴，对当时的词家而言，创作才是最终目的，“梦窗热”要能体现到实践之中才算是成功。词家如何在评论之馀，通过研读揣摩，涵泳玩味，继而将这些心得在创作中吸收、融化、延续梦窗词的特点，并加以發扬、新变？学梦窗者半天下，但梦窗词又是否可学？这些学梦窗者创作实践的成绩如何？凡此，固然属于梦窗词经典化所须探讨的问题，而将之置于晚清民国文学的大背景中加以探讨，更有助加深对这段时期词坛發展的理解。

1937年中日战争爆發，促使大量的中国知识份子纷纷投身救国事业。欧洲战争文学，尤其是俄苏文学，遂成为中国知识份子建构抗战文学的理想资源并鼓舞群众的抗战意识。过往学者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左翼作家书写的抗战文学及其对于建构国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然而，他们甚少讨论中国现代派与左翼文艺思潮之间的複杂关係以及现代派作家对抗战文学的贡献。因此，中国现代派因应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而大量评论和翻译有关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 1870-1871）、第一次世界大战（First World War, 1914-1918）、俄国内战（Russian Civil War, 1917-1922）、波苏战争（Polish-Soviet War, 1919-1921）、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 1936-1939）以及苏联的卫国战争（Great Patriotic War, 1941-1945）等欧洲战争文学作品，一直被长期忽视，实为中国抗战文学以及中国现代派文学研究之中的遗珠。

本计划旨从跨文化和跨历史的角度切入，探讨中国现代派对欧洲战争文学的阅读、评论、翻译及再现。本计划以中国现代派“作家－译者－编辑”羣——施蛰存、叶灵凤和戴望舒为考察对象，探讨他们引介并翻译来自五个国家、以四种语言书写、合共逾二百部欧洲战争文学着作，如何再现由不同政治倾向的欧洲作家撰写的战争文学，作家包括人文主义及和平主义者如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社会主义者如巴比塞（Henri Barbusse），反法西斯主义者如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共产主义者如阿尔维蒂（Rafael Alberti）、巴甫连科（Pyotr Pavlenko）、里别进思基（Yuri Libedinsky）以及“同路人”作家如伊凡诺夫（Vsevolod Ivanov）。本计划将进一步研究中国现代派如何利用欧洲战争文学的翻译作为“内在抵抗”的策略，支援在香港同时面对亲日的“和平运动”以及英国殖民政府严苛的政治审查的双重压力之下挣扎求存的抗日文艺运动。

本计划试图点明中国抗日战争文学与欧洲文艺思潮之间的连繫，以期填补抗战文艺研究长年遗漏的重要版块。此外，本计划通过重新考量中国现代派作家对欧洲战争文学乃至其中文学与政治思想的接受情况，开拓抗日战争文学的研究视野，并再次强调战争语境下中国文学现代性發展的溷杂性和跨文化特点。

本研究项目从句法、语音接口的角度，分析粤语句末助词的特点。汉语方言句末助词的语法特点相当微妙，有待全面而仔细的研究。本项目的研究范围集中于粤语疑问句的句末助词，采用接口研究方法，为句末助词和句末语调提出统一的研究框架，把句法分析和韵律特征联系起来，研究两者之间的关系。

本项目进行语音实验和收集自然语料，以分析句末助词韵律特征，还有句末助词与语调之间的互动关系。所收集的录音和语料，经过整理后，建构粤语句末助词数据库，仔细描述句末助词句法和语音/韵律特征，藉此进一步提出细致的语法分析，从而解释复杂现象背后的原因。

除香港粤语外，本项目还会以跨地域的角度，邀请广州粤语母语者参加语音实验，并使用比较语法的方法，对广州粤语和香港粤语句末助词的异同进行对比分析。

本项目结合句法和语音两个层面，以接口研究的视角深入分析粤语句末助词的特点，使句末助词的研究更为全面。除定性分析外，还强调定量分析。通过研究具有汉语特色的句末助词，我们可以加深对汉语语法和比较语法的认识，将给学界带来深远的影响。此外，句末助词的韵律特征与句子的自然度密切相关。本研究的结论和成果可以应用于语音合成和语言教学，提高语言的自然度。

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杰出的古文献学家，他们解释先秦、秦汉古籍经义、故训的成果，见于《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二书，至今仍为学者肯定与采用。然而学者对王氏之学的研究，多局限在传世刻本。为了突破目前在材料上的困局，我们2010年起，陆续整理了王氏的稿本、校本，成果甚丰。本计划在此基础上，拟将最新发现的《荀子》校本、《经义述闻》稿本整理研究，尽快公布。

本计划的新材料大部分从未对外公布，而且数量极为可观。《荀子》校本上王念孙的批校按语达一千多处，近半未见载于《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稿本共三十四册，上有大量王氏父子的眉批校改。本计划先将新材料迻录整理，编成《资料汇编》，并与《读书杂志》、《经义述闻》比较，藉此全面探究王念孙的《荀子》研究，王引之《经义述闻》的撰作经过、版本流布以及王氏父子经学观点的嬗变过程，并尝试探论父子二人学术著作权的问题。研究成果将上载至计划网页，冀能继续开拓研究王氏之学的新里程。

清初顺治朝流人方孝标 (1618-?) 及其流放宁古塔诗歌之研究。

荀子乃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学识渊博，哲学思想影响深邃。后世学者了解荀子学说，唯赖《荀子》一书。然而，《荀子》三十二篇之作者、撰写年代与地域，历来未有公论。《荀子》各篇之间内容多有重合，亦广与先秦两汉文献互见。然而学者探究此论题时，未有全盘考虑。本计划拟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全盘排列《荀子》内在与外在之相近文辞、段落、义理等内容，考论《荀子》篇章重合现象，并借助电脑推算篇章年代。传世先秦两汉文献与《荀子》文献重合情况实远超固有之认识，有必要详加钩稽。至于出土文献而有相关者，如郭店楚简、包山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睡虎地秦简、定县汉简以及最新发表之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竹书等，本计划亦会加以利用及考察。

本研究计划目的有四：（一）分析《荀子》篇章内在与外在之重合关系；（二）重新考订《荀子》之成篇及成书状况；（三）厘清何者为荀子之核心思想？何者为荀门后学发挥师说之辞？（四）重新思考古籍之成书过程。

明代万历之后（1573-1644）出现了大量以文学“评点”为特色的儒家经籍新编本，影响最大者，乃是孙鑛（1543-1613）对《书经》《礼记》《春秋左传》等典籍的评点。传统的经学史大多忽视这些著作，文学史研究也归之为“时文之习”而未有深入全面之研究。事实上，此类经书评点本，正是先秦儒家原典在近世中国“再经典化”（re-canonization）的重要一环。晚明文人通过对古籍字法、句法、章法的细致分析，将其中有别于后世语法之处标举为“奇古”，以一套实用的审美技术，改变了閲读经书的方式。此种“创造性的误”，综合了明代“复古”与“好奇”两种文学风气，并藉由经典之权威，为“奇异”的知识兴趣建立了合法性。经书评点本通过集评、朱墨套印等方式不断出版，显示出精英赏鉴美学与大衆出版文化之交互影响。本计划希望综合文学批评、出版网络、物质文化诸角度，揭示经书评点现象对我们理解明清中国閲读文化与知识结构的意义。

本计划拟从历时角度比较原始闽语 (‘PM’) 和上古汉语 (‘OC’) 的音韵系统。所谓“原始闽语”，是指用比较法推订出来、所有现代闽语方言的共同祖先。闽语的存古性质相当明显，保留了大量超越中古汉语的成份。学界一般相信它在两汉时期就已经脱离主流汉语。我们一方面会引用新语料，另一方面会采用比以往更严谨的方法，在不假定 PM 和 OC 具体关系的前提下，探索以下几个 PM 的特征在 OC 里的反映，并寻求解释：(a) 清响音声母；(b)“弱化声母”；(c)“开韵核”及“闭韵核”的分野；(d) 韵尾 *-al。我们也会以修订过的原始闽语音系作为基准，对上古音拟构的“四元音方案”和“六元音方案”作出检测。

After World War II, the strategic town for the Chinese-language film industry migrated south from Shanghai to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situation changed the film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model. Since the 1950s, Singapore and Malaysia had replaced Mainland China as the biggest export market for Hong Kong-produced films. To understand the postwar Chinese-language film industry’s funding cycle, production model, and film genre evolution, one cannot ignore the cultur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n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geopolitics behind the business. This study continues the research in the academic book I will soon publish, Hong Kong Cinema and Singapore: A Cultural Ring between Two Cities. (1950-64), (forthcoming).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the early days of the Motion Picture & General Investment Co., Ltd. (MP&GI)—its golden age; from 1955 to 1964, MP&GI produced 152 Mandarin and Cantonese films. The Chairman of MP&GI, Loke Wan Tho, son of the richest man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studied history and economics in Europe and had a Western style. In the mid-1950s, Loke imitated the Hollywood studio model by integrating three links—theater, distribution, and production, produced high-quality Chinese-language films in Hong Kong, and distributed to Singapore, Malaysia, North America, and other places. MP&GI, known as the “literati studio,” hired quite a few cultural figures, and MP&GI films were famous for approximating the Hollywood style. Besides Loke’s personal background and European flair, factors of the times and geopolitical changes also dictated MP&GI’s style. In this study, I will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effect of the Cold War political environment on the production strategy for MP&GI films, the film genres produced, and the studio’s leading middle-brow filmmaking style. Besides concentrating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in film culture betwee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MP&GI’s network would also extend to Taiwan. From a political environment perspective,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Malaysia were once British colonies; in terms of official system, the United Kingdom took charge by including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within the scope of Southeast Asia, and both places had simila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On funding source, MP&GI can be seen as the paragon for early cross-regional Chinese-language cinema. Due to the Cold War situation, MP&GI was incorporated into the “right” and maintaine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The emphases of this research plan are MP&GI’s regional network and studio style of focusing on wen-yi films and comedies.

The research is intended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the ‘Hong Kong Literature Archives’ compiled by Lo Wai Luen (Xiao Si) (1939- ), who is acknowledged as ‘the most qualified writer on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There are two main objectives in the study:

1. Providing a historical survey of ‘Lo Wai Luen’s Hong Kong Literature Archives’; and
2. Analyzing the most recent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in the context of Hong Kong literary history since the 1920s.

Combining the two perspectives, we shall be abl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hanging understanding of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in terms of literary history over the last ten decades, including Hong Kong initiatives in advocating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identity. The research will focus on literary history and archives, a field where discourse and concrete documents meet, and will have a wide impact o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 relations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as well as Hong Kong literature and its sociopolitical contexts. The actual history of Hong Kong, from British colonialism to Chinese imperialism, will also provide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rom which to study how literature is manifested in different political situations. Above all, this research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literary history that is based on archival studies and long term interviews with the most accomplished scholar and archivist of Hong Kong literature. It will also assist scholars to understand the actual meanings, impacts, and specificities of literary history, a long overdue task as well as burgeoning academic area of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本计划拟在前人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以“皇权”、“文治”为主导观点，对乾隆宫廷大戏予以整体观照，与清史研究对话；尤其关注乾隆朝宫廷大戏所表现出的“逾度的美学”之政治意涵。通过对文本以及物质（例如宫廷戏台）的细部分析，论证景观 (spectacle) 与统治 (rule) 的关系，戏剧如何展现与象征帝国皇权，满清的民族特性与民族认同如何藉此表现，乾隆如何自我塑造统治形象，而最后宫廷大戏又透过何种机制影响中国文人的戏剧创作。《劝善金科》《升平宝筏》《封神天榜》《鼎峙春秋》和《忠义璇图》等五部大戏的编撰与三座三层大戏台的建造，个人以为是乾隆“文治”大业的重要部分。深具仪典意义的宫廷大戏表演，虽从传统小说戏曲取材，但表现内容与形式与历史现实、皇权意识关连密切，意在彰显威服四海、怀柔远人、皇权至高无上的大清帝王威严，建构圣君形象，强化一统天下的王朝印记。

避讳之俗，起于周，成于秦汉，盛于唐宋，延至清末。若果未能掌握并了解避讳之情况，阅读古代典籍时之困难倍增；惟若能利用之，则可以解决许多古籍上之疑滞，以致可以辨别古书之真伪及年代。清代便是避讳学的萌芽期，然而相关研究甚为不足。本计划拟从以下各端探讨清代的避讳学：

第一，整理清代的避讳学专着，以周广业（1730-1798）《经史避名汇考》（1796年成书）为主。周书集避讳材料之大成，为避讳学的形成准备了条件。陈垣《史讳举例》誉之为“集避讳史料之大成”，惟陈氏未及见之，诚为憾事。即使近世相关研究，仍未有充分利用《汇考》里的许多资料。

第二，周榘《廿二史讳略》、陆费墀（1731-1790）《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刘锡信《历代讳名考》、黄本骥（1781-1856）《避讳录》等亦是清代避讳学的重要著作。诸书成书于《经史避名汇考》前后，细加整理以后可得见清代避讳学的发展趋势。

第三，乔衍管谓《汇考》乃“历代避讳史料集成”，“却不曾为人注意”。本研究计划的重心即为利用当中材料以研究历朝的帝王名讳。王建以为《经史避名汇考》“史料之齐备，几乎没有遗漏，至今仍是研究古代避讳时不可缺少的参考著作”。因此，特定一代、一朝，以至一书的避讳情况，将可据周书的援引而得知。诸如“前汉典籍避汉高帝名讳”、“唐代典籍避隋讳”、“《史记》《汉书》避唐讳”等研究题目可随之迎刃而解。

第四，考察清代避讳学诸部典籍之间的关系。周氏《汇考》多番批评《廿二史讳略》；周广业与刘锡信虽然时代相若，却无缘得见对方着述。陆氏《年讳谱》“大率蓝本《讳略》”；陈垣以为周氏《讳略》、陆氏《年讳谱》、黄本骥《避讳录》“三书同出一源，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此等议题皆值得加以探讨，以见清代避讳学的具体情况。

本研究计划先将整理和校点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以及其他清代避讳学专着，包括《廿二史讳略》、《历代帝王庙谥年讳谱》、《历代讳名考》、《避讳录》等。研究具体方向主要有二：一、利用清代避讳学专着之资料，讨论先秦至明代的避讳情况，既厘清古代避讳的条例，并可详论历代着述的避讳情况，选取其中重要者加以讨论。二、以《经史避名汇考》为轴心，研究与其关系密切的其他避讳着述，以见其对前代避讳着述的承袭与批评。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critics and reception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Studies in 17th to 19th Japan. The versification of Chinese Poetry, consisting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of the level (ping, 平) and deflected (ze, 仄) tones, has gained prominence in the study of versification. Through the classification (bifurcation) of the four tones and the imposition of tonal rules on couplets, certain prosodic patterns exclusive to the Recent Style 近體 Prosody are thus formed. The prosodic rules of the Old Style Poetry 古詩, on the other hand, are ambiguous and arbitrary, leaving room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for later scholars.

As Classical Chinese is not the mother tongue of Japanese poets and sinologists, they were initially very careful when following the tonal rules established by Chinese poets. Nevertheless, in the 17th century, for phonological and academic reasons, they were more confident in starting their own research on Chinese versification. They criticized the rigidity and inadequacy of versification studies of Chinese scholars, particularly Li Panlong 李攀龍 (1514-1570) who was once the role model of prosodic rules in Japan.

Additionally, previous work has overlooked the uniqueness, complexity and achievements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Studies as found in the Japanese Corpus. They treated Japanese Corpus as the extension of Chinese Shihua 詩話,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Japan. The Japanese poets and sinologists in the 17th -19th centuries have contributed a lot in the realm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discussion of asanren下三連 (the use of three consecutive level tones) and Old Style Poetry Versification.

This research investigates the attitude of Japanese critics towards versification, and reevaluates the research value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Studies of 17th -19th century Japan and China. The methodology and debate among Japanese scholars of different literary schools are also key issues. By investigating the Shihua and other relevant literature, this research will examine how the prosodic rules (especially Old Style Prosody) were discovered and theorized in Japan.

This research will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reinterpreting the history of Chinese Versification, particularly with respect to how the Japanese responded to Li Panlong, Wang Shizhen 王士禎, Shen Deqian 沈德潛 and Weng Fanggang 翁方綱. The research output will provide students and amateurs comprehensive and comprehensible guidelines on the versification of Old Style Poetry.

吴伟业（梅村，1609-1671）与钱谦益、龚鼎孳有所谓明末清初“江左三大家”之誉，其探究的价值不言而喻。本计划研究梅村传世作品中最杰出的“梅村体”叙事歌行，分“家园”、“历史”、“爱情”三部分展开论述。本计划最大的特色，在于除了立基于文学、诗歌、美学的研究外，加入“文学文化”(literary culture) 以及文化史 (cultural history) 的研究向度，以期为吴伟业其人其诗的研究开拓一条崭新的进路，并为清代文学研究进一步开疆辟土。

第一部分：家园，核心文献为〈琵琶行（并序）〉(1646)、〈后东皋草堂歌〉(1648)、〈咏拙政园山茶花（并引）〉(1660)。三诗作期相距十余年，但有一共通点，即，都与江南名园有关：〈琵琶行〉兴发于太仓王时敏“南园”之夜奏琵琶，而常熟“东皋草堂”乃瞿式耜家园，苏州拙政园于顺治年间的主人为陈之遴。梅村与三人为故交旧友（吴与陈更有姻亲关系）。入清后，此中各人选择的道路不一，或退隐，或仕清，或抗清，而都命运多舛，遭际甚富传奇色彩。此三诗为梅村力作，寄慨遥深，写作技巧精妙。笔者将通过江南名园（作为物质文化的一种），考索此数人的生命历史，以及江南在明清改朝换代之际的地方历史、地方记忆。此数名园，毋乃“历史见证者”(historical witness)。

第二部分：历史，聚焦于梅村所写之名篇〈圆圆曲〉(1651) 及〈松山哀〉(1655)。二诗所咏者，为明清易代之世两个关键人物：吴三桂及洪承畴。二人于国变之际叛明降清，为清八旗得以入主中原之一大助力，及后又为清室平定各地反抗势力，巩固清人于中国的统治。中国史家对吴、洪多是贬斥鞭挞之词，此不在话下，而过去论梅村诗者，亦大都认为此二诗抒发了对二人的批判。此想当然耳，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此二诗最耐人寻味的地方正在于诗中相关文词意义的“不确定性”(indeterminacy)，梅村于诗中固暗寓批判，但同时又有同情、怜惜、悲叹之意，其思想、感情并不统一。通过此二诗（并以梅村歌颂明末忠臣之诗作为参照系），可深探梅村对政治人物、历史、命运、人性所作的、细腻低回的思考及其诗性再现的特色及艺术成就。

第三部分：爱情，从梅村所写〈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曲〉(1651) 入手。梅村与名妓卞玉京的爱情故事曲折缠绵，反映出所谓“情观文化”(cult of love) 的种种特征。二人最终未能共结连理，除个人因素外，又关乎历史动荡的影响。此部分研究触及的文本最多样、复杂，有词、各体诗、序、传、诗话，文本的作期跨越三四十年，正值明清易鼎之际，可资探论的课题丰富深刻。笔者尤有兴趣者，为玉京作为明清之际身份特殊的女性，于文本中所反映出的、细腻微妙的感情色彩、思想改变以及其坎坷的成长历程。探论的另一重点，为梅村于各文本中折射出的身份、权力、欲望、趣味、性别观、观看位置、主体性；笔者将细究梅村作为文本撰作者，于各文本中所扮现的不同角色及其意义，包括：情人、负心人、伤心人、悔疚者、口述历史记录者／诗性再现者、追忆者。

本计划以厦门话和汕头话两种闽南语为研究对象，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切入，探讨文白异读和构词的关系，藉此丰富我们对“构词层次”的认识。过去对文白异读的研究，主要围绕在音韵分合和时间深度探讨等方面。其实，文白异读是通过词汇组合体现出来的。根据我们初步的观察：在闽南语里，文白不同读音和具体词汇的结合一般是固定的，可是方言间对应不整齐的例子绝不罕见。同一个复合词中的语素，甲方言用白读音，乙方言可能用文读音。另一种情况是同一个语素，既可用白读，又可用文读，甚至不同的年龄层可能存在着“变异”。这些现象牵涉到构词学、接触语言学及语言演变等课题，其意义不为不重大。我们打算运用社会语言学的方法，亲自到厦门及汕头两点各采集六十名当地人的语料，分析这两种闽南语文白异读的构词能力，并梳理“语音层次”和“构词层次”之间的关系。本计划也希望厘清影响构词层次之间竞争的种种因素，以及汉字在层次互动之中的角色。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an analysis of a large body of ci 词 poetry written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1840-1911), focusing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cishi 词史. It argues that the concept and practice of cishi have initiated reflections among poets on the style of ci poetry and changed their form of expression. Understanding the transitional changes of works in this period will help us to reconsider the common impression that late Qing ci poetry is “conservative”, “obscure” and “unrelated to the real world”.

There are two objectives of the study. First of these is to define the nature of cishi poetry (ci that reflects or relates to historic events known to or experienced by poets). I will research into different forms of expression and outline a gradual and subtle change in writing practices. The second objective is to explain how the change is related to the “stubbornly traditional” image of ci towards the end of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Reaching its pinnacle in the Song dynasty, ci has formed a unique tradition in form, styles, subject matter and language. It is commonly believed that ci is more suitable for expressing personal feelings than narrating events or casting satire. Despite being an independent genre, ideas from shi 诗 poetic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ntroduced in order to elevate the status of ci. The notion cishi comes from shishi 诗史, and gained great popularity among the ci poets who experienced the upheavals of late Qing, and felt the need to record current events and voice out their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rns through ci. The term cishi recurs often in the commentary of contemporary critics of the poets.

The introduction of cishi to both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i confronted the poets with the lyrical tradition of ci and the narrative nature of recording shi 史. This research illustrates the tensions between narrative and lyrical, arising both in the discussion of poetics and associated writing practices. By re-evaluating the nature of ci and cishi, poets gradually “return” to a more traditional lyric mode of expression. They are, however, not acted upon by the tradition, but create something new by recapturing the old. The project will review and explain this change in an attempt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nature and development of late Qing ci poetry.

本计划以香港《立报》(1938-1941)的三个副刊为研究对象。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不久，内地大城市相继沦陷，大量人口流向南方。由于英国采取中立的立场，英治的香港成为避难和策动宣传攻势的重要地方，为数众多的报刊在香港创办，生产出大量文学作品。

香港《立报》是其中一张新办的报纸，由南下的文化人主持，以秉承上海《立报》的精神为号召，在1938年至1941年间，发表了数量可观的小说、散文和翻译作品。以往不少学者忽略了香港《立报》副刊里不同的声音，而把它视为单一阵营的喉舌。本计划由材料分析出发，重新描绘《立报》三个副刊的面貌，特别注意副刊之内和副刊之间各种不和谐之处，由此探讨当时文学生产过程中不同力量的对抗、协商和合作。

本计划的意义在于引入新的研究方向，以考察文学生产的机制来呈现香港文学的特点，突破过往对作者是否具备“香港意识”、“香港身份”的长期争辩。同时，本计划也会发掘南来文人多样化的文学实践，以期改变学术界对这些作者的单一印象。

This project aims at carrying out research into the Chinese modernists’ reception of the French leftist intellectuals in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Chinese modernists’ reception of the Western aesthetic modernism and their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have been convincingly argued by scholars in the last three decades. (Lee Ou-fan 1980, 1990, 1999; Shih Shu-mei 1997; Peng Hsiao-yen 2010) On the other hand, discussions on their attachment to the leftist ideologies in China and in Europe have been very limited. It was not until the 1990s that scholars have re-examined the reciprocal influ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modernist and leftist literature (Zhang Tongdao 1997; Liu Jianmei 2003; Li Hongwa 2012). A large corpus of Chinese modernists’ writings and translations related to the Leftist intellectuals in Europe, especially in France, has been overlooked, making it a missing chapt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The Chinese modernists, deeply inspired by views of the French leftist intellectuals on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re-examined their own position on the controversial issues stemming from literature’s role in politics during the politic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community, during the periods of th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1930-1936) and Second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The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ree major Chinese modernist “writers-translators-editors,” namely Shi Zhecun, Dai Wangshu and Ye Lingfeng. They translated over 80 titles of literary and political writings by Romain Rolland, André Gide, Henri Barbusse, Paul Vaillant-Couturier, Louis Aragon and André Malraux. Under their editorship, the literary journals and supplements have also published translations of articles from French leftist newspapers and literary reviews including the Humanité, the Commune, the Feuille rouge, and the Monde. By examining their criticism, translations and editorial activities, the project will investigate the Chinese modernists’ reconstruction of French leftist intellectuals’ political-literary figures as well as their re-interpretation of French leftist literature in a Chinese historical context.

The project seeks to contribute to academic studies in three ways. First, it will bring forward an important but long-neglected chapter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and shed new light o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this study and French leftist trends. This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nscultural and hybrid nature of Chinese literary modernity. Second, it will break new ground in the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and Fren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 previous studies have been largely focused on Chinese modernists’ attachment to French Symbolism and Modernism. Lastly, as Chinese Left-wing writers were mostly influenced by the Russian and Japanese proletarian movements, the project will extend the research scope of Chinese reception of leftist ideologies and literature by including the contribution from modernist writers.

本研究旨在探讨《当代文艺》在形塑香港以及东南亚华语语系文学方面所作的贡献。

Current Literature is a literary monthly founded in Hong Kong by Xu Su (1924－1981) in 1965. It was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middle-brow literary journals of Hong Ko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Driven by Xu Su’s passion to promote literature among general readers, this journal has succeeded, mainl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not only in nurturing aspiring writers locally and abroad, but also in creating a vibrant Sinophone literary community outside of China. Regular and frequent contributors to this journal came from three areas in Asia: the colonial cities of Hong Kong and Macao; the tropical region comprising Malaysia, Singapore, and Indonesia; and the politically unstable Indochinese countries such as Vietnam and Laos. Other contributors, less in number by comparison, were from Taiwan, Thailand, Burm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This research will look into the historical role played by Current Literature in shaping Sinophone literatures of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second half of twentieth century, explicat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ncerns of various Sinophone writings, and assess the literary achievements of notable writers who hav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success of the journal and the emergence of Sinophone literatures.

本计画以明人楚辞学着述为核心，辅以其他著作中的相关材料，探讨传统经典《楚辞》在明代后期（ca.1500-1644）世俗化语境下的接受情况。

明代前期，皇权膨胀、道学独尊。由于道学家认为屈原行径有失中庸，作品华而少实，故作为传统经典的《楚辞》也鲜为学者论及，唯一流通的本子为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人叶盛即以为《楚辞》在朱熹注释后，就获得了儒家规范。正德以降，君主怠政，经济发展，心学兴起，文坛繁荣，楚辞学着述大量涌现。截至明清之际，据统计有近八十种，尚存五十余种。这些着述除了传统的辑注外，尚有评点、总集、考证、诗话、类书等各种形式。因为屈骚的独特性，学术风气在儒学主导的传统社会中一旦有变，新的学术特色很快就体现于楚辞的接受情况。明代楚辞学着述体现出明代后期楚辞接受的几个面向∶一、政治面貌的呈现∶明代后期，政争甚为激烈。由于屈骚对忠奸之辨的强调，影响到赵南星、何乔远、黄文焕等皆透过注骚来表达政见，乃至官场失意的哀愤。二、地缘文化的反映∶明代楚辞着述者的籍贯绝大多数在长江沿岸，如四川、湖广、江西、南直隶及浙江诸省份，这与当地的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经济发展、出版事业关系甚大。三、尚情重趣的潮流∶心学的流行引发个性解放的思维，以致楚辞着述和评点者对屈原个性及作品的审视不再以儒家思想为唯一准则，对于屈骚“有失中庸”、“华而少实”的特征，表露出理解的态度，如桑悦、陆时雍注重屈骚的“深情”即是。四、博雅好奇的倾向∶博雅好奇的风气在明代前期已流行于吴中，明代后期更有影响全国的趋势。在楚辞着述中的体现，可归纳为两方面，一为对名物考据的重视，二为对神话材料的兴趣。如汪仲弘《天问注补》、周拱辰《离骚草木史》便是二例。这几种面向，皆可印证经典之世俗化，与道学权威在明代后期的衰落关系甚大，亦构成本计画研究之主体。

本计画分为两阶段：其一为研究资料之汇整。现存明代楚辞学着述，大多数皆有影本，然犹有少数未曾再版之孤本如《天问注补》、《离骚直音》，散见于海内外图书馆，有待搜集。其二为相关文本资料的考辨与探究。本计画的执行，希望深化吾人对明代文学史、思想史、考据学及上古神话研究史等相关课题之探讨与认知。

本课题在区分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想的前提下，认为形式科学（如公理假设、推演定理等）是西方以伽利略为代表的近代科学的基础，一百五十年后的干嘉学派也蕴含着形式科学的要素。本课题以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为研究物件，发掘干嘉学者治学中的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前代学者如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曾提及中国传统学术朴学中孕育着科学的要素。然而，什么是中国传统学术中所蕴含的深层的、可供继承发展的科学要素呢？这个问题尚未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

我们认为科学的原理在公理设定、定理推演以及演绎和实验，其结论形式为“理必”，而干嘉学者划时代的发明与贡献，正是其“理必之学”，这是中国传统学术走向当代科学的起始之步，也是中华学术科学发展过程中趋向理性方法和公理化思想的萌芽，本课题拟对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广雅疏证》中的科学理念和方法进行系统研究，选题依据陈述如下。

干嘉学派的语文学是语言学的分支。语言研究是否具备“科学”的属性？著名语言学家霍凯特（Hockett）曾提出语言学不是科学，至少还没有发展成为科学。很多传统语言学家持此看法。然而乔姆斯基《句法结构》尝试在科学理论框架之下建立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把语言系统构建为一个严格的、可推演的、具有科学属性的公理系统。著名句法学家Richard K. Larson的著作Grammar as science把“科学”直接作为书名。这些都说明语言学具有科学性。

《汉语口语语法》出版的同年（1968）赵元任先生发表了他的第一部汉语书面语教材：Sayable Chinese《中国话的读物》。在该教材的前言中他指出：“汉语的白话书面语绝大部分是用报刊风格(journalistic style)写成的有关社会科学内容的文章”，然而这些“书面白话(written bairhuah)不是‘可说的’(sayable)自然语言”，因此“一些（美国）学生中文口语说得很好，但他们说出一个漂亮句子后，接下的一句就径用胡适或鲁迅一类作家自己不说、也根本不想用在口头的句子”。五十年前赵元任指出的这种现象，今天还在。这就是汉语教学中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不同与冲突。

这种语体的冲突向我们提出挑战：书面语的性质是什么？“可说的”书面语和“口语”有何不同？如何避免二语习得中的语体冲突？我们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语体语法”的理论来回答和解决。

语体语法是近年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新领域。以前，人们看到了口语和书面语的不同，认为“书面的”不是嘴上能说的，只是作者的文字艺术或语言修辞。但事实上，正如赵元任所编的“Sayable Chinese”中所说，书面语是不同于口语的一种“可说的”正式体汉语。我们知道，人们的语言交际需要“什么时候说什么话”，但大多数人把因人、因地、因事所说的不同的话，只当做语言使用的艺术和技巧，没有注意到它们的语法属性。事实上，人们在语言交际中怎么说，不仅要看物件（如跟父母、朋友、领导、外宾等的不同）、要看场合（如家里、单位里、大会上等）、还要看所谈的内容（如日常生活、政治经济、学术观点等）的不同。这些交际物件、场景和内容的不同决定着交际时所用的词汇和语法的不同。因此，所谓的“书面语”不是不能说，而是在特定场合才说的正式体或庄典体。譬如“购买”，人们只在正式场合才使用，口语说“买”；“买书”和“购买图书”都可以说，都是汉语需要的表达形式。然而，在口语里“昨天他买和看了一本书“不合汉语语法，因为两个动词不能用“和”来连接。但是如果把口语的“买”和“看”换成正式说法的“购买”和“阅读”的话，不合法的句子马上就合法了。比较（带“*”号的句子不合法）：
*他昨天买和看了一本书
他昨天购买和阅读了一部古典小说。
可见，人们说话转换语体时，不仅改变词汇，而且使用不同、甚至矛盾的语法格式。换言之，语体的不同，直接关系到句子的合法与否。问题之大，是以前所没想到的。显然，这在汉语语言学与汉语二语教学里，不仅是一个新现象，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课题。

这种现象的重要性直接关系到二语习得。我们常常听到外国学生抱怨：“Why is Chinese so damn hard?”　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重要的一个就是“语体语法”的困惑。赵元任说他的美国学生虽然中文口语很好，但一句口语后，接着就是书面语的句子，其不伦不类的原因，就在于此。显然，庄典礼服不适于随便的场合，而室内便服也不能用于接见外宾。如果说汉语“语体不同则语法亦异”，那么混淆不同语体的表达不仅“语不得体”，更会导致“语法错误”。这种现实不仅让学中文的外国学生感到困惑，就连我们的中文教师也常常对此束手无策。

语体和语法直接相关的现实，要求我们对不同语体的不同形式必须有一个清楚的区分和总体的估价：什么是口语语体词语？什么是正式体词语？正式体词语到底有哪些？等等。当然，有人可能会问：汉语正式与非正式的语体区别，果真如此之大吗？仅据我们的初步统计，汉语常用正式体双音节词汇有近500个（如“加以、进行、从事”等），嵌偶单音词高达300余个（如“遍访、遍查”的“遍”），正式和庄典体的句型有近300个（如“为…所…”等）。毫无疑问，对汉语的二语习得而言，这个数字并不小；更何况这些标志语体特征的表达形式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汉语语体表达和构成的必要和必需的成分。因此汉语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这些带有语体特征的用语，根据不同物件、场合、和内容的需要，清清楚楚地教授给学生。唯其如此，我们才有可能把他们从中文“难学”的抱怨和困境中解放出来。一言以蔽之，汉语语体语法的研究不仅是汉语本身，而且是汉语二语教学实践上的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语体语法的研究虽然加深了我们对书面正式语体的认识，然而什么是“语体”？语体的根本属性什么？如何鉴定语言中的不同语体？表达同一语体的词、语和句型，究竟有哪些、有多少？哪些词汇和句法是中性的？哪些是“语体异化”形式？凡此种种，都是目前语言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面临的新课题。

为有效地回答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需从具体而实际的环节入手，设定一个切实可行的操作步骤，一步一步地有计划地完成和解决。这就是本专案所要解决的问题。

本计划旨在探讨香港对1989年6月4日“天安门事件”的文学回应与其“六四”话语之生成。具体研究目的有二∶1. 全面整理及描述1989年6月至1990年6月间的香港文学环境及其国族认同之转变；2. 分析“六四”后二十五年间香港文学对相关事件之再现，研究重点包括香港作家黄碧云（1961—）之小说、六四诗选及文学杂志《字花》之相关专题。

从以上两项分析中，将可见“六四”事件的文学再现（literary representations）在过去四分一世纪之转变，同时亦见香港人对该事件作为政治现实与个人认同危机方面的意义。本研究可以为当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深化的实例，体现文学作为社会参与的可能。此外，亦展现从“回归”到“后回归”时期香港文学对不同政治身份的回应。最后，本研究亦为香港文学提供一个独特的个案研究，在现时各种中港关系论述中，带出机微的文学体制内如何反映实际的意义、影响与意识形态的转变。

王念孙、王引之是清代杰出的训诂学家、校勘学家，他们对古汉语形音义以及对先秦、秦汉古籍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普遍为学者肯定与采用。然而由于材料所限，学者对王氏父子的研究，多局限在《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已经刊刻的著作。为了解决目前有关王氏之学的研究在材料上的局限，我们在2010年开展了“新见王念孙古籍校本研究计划”，整埋并研究了八种经王念孙亲手批校的古籍，成果甚丰。本计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范围扩大，拟将现藏中、台图书馆善本书库的王念孙、王引之学术著作之稿本、抄本八种，以及新近发现的经王氏父子亲手批校的古籍校本六种整理研究。

这十四种新材料的内容涉及王氏父子在音韵学、训诂学、古籍校勘与训释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大部分从未对外公布，是极为重要且数量可观的珍贵材料，有待开发研究。本计划期以两年时间，分阶段将十四种材料辑录整理，编成《王念孙、王引之稿本、抄本、校本资料汇编》，并与王氏父子已经刊刻的著作比较研究。本计划将藉新材料，理解王念孙古音分部及合韵理论的形成过程、王引之撰述《广雅疏证》卷十之实况以及王氏父子对《周礼》、《焦氏易林》、《说文解字通释》、《孙子注》、《楚辞》、《北堂书钞》等古籍的校治工作，并尝试探论王氏父子治学之异同乃至二人学术著作权等学术史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亦会按时上载至计划之网页，冀能继续开拓研究王氏之学的新里程。

颜师古（581-645）名籀，以字行，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颜思鲁子，颜之推孙。颜师古乃唐代经 学与史学大家，撰有《急就章注》、《匡谬正俗》、《颜氏字样》等。又考定《五经》，成《五经定本》 ，以及修纂《隋书》、《五经正义》，注解《汉书》，其学涉及经史两部，蔚为大家。研究唐代经学之着述为数不少，惟以颜师古为研究对象的，至今尚未有全面之研究。因此，本计划将以颜师古编撰之着述为基础，辅以后人论说，考察颜师古对于传统经学的研究成果：

第一，班固《汉书》多采经说，刘勰以为《汉书》乃“宗经矩圣之典”。颜师古随文施注，故《汉书注》 中亦多有经说。就颜师古引经之情况而言，可分两类：一为《汉书》正文引用诸经，师古则随文施注，或用前代经师说解，或以己意为训；二为《汉书》正文未有引用经书，然师古于注解时以为可借经解为训，或引用经书原文作注解。是以考察《汉书》颜注，可以得知颜氏对于经文之解说，并可视为唐初解经之一 隅。

第二，颜氏家学源远流长，师古释经有与其祖父之推相合处，且其叔父游秦亦有解说《汉书》，知颜氏之学实其三代之家学。颜氏三代身处六朝至于唐初之时，其所用诸经文本及解说，正可见经学发展从分裂复归统一之过程，本计划亦皆加以探讨。

第三，师古尝参与编撰《五经正义》，惟与《汉书注》引经之文比较，可知二书解说实不尽相同。究其原因，有出于文本差异，有出于《正义》不破注之原则，亦有出自语境之不同。总之，将二书加以比较，可以得见颜师古解经之具体情况。

第四，陆德明与颜师古时代相约而略早，陆氏《经典释文》成书在《汉书》颜注之前，《释文》之体例是「摘字为音」，即摘出经典正文及注释之单字，加以音释。此可与师古《汉书注》、《匡谬正俗》等解经之文加以比较研究。

第五，颜师古在《五经定本》之基础下编成《颜氏字样》，校正书籍中之“奇书难字”。颜元孙《干禄字书》正承继此作，此可见颜师古正字之学。在《匡谬正俗》中，亦见颜师古就经书文字多所驳正，本计划即据此等资料以见颜师古校定经文之情况。

第六，颜师古《汉书注》引经之文并见于《史记》三家注、《文选》李善注等，比较诸书引经文字和经说之异同，可见经部典籍以外注释书所见经文和经学好尚之差异。较诸唐代注解诸书，可见在经学史研究以外唐代经学之一隅。

古代典籍研究方法不一，考辨异文乃其中关键。异文出现的情况有三：（一）同一本书的不同传本、版本；（二）记载同一事物的各种资料；（三）具有引用与被引用关系的文献。其中第三种情况又分为三类：一、一般引语与被引语；二、注文与本文；三、类书、书钞与原书。因为文字内容的差异往往会影响文义理解，故前人研治古书，致力广征异文，考察同异，尝试恢复古书原貌。这种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古书注解与古籍异文的关系，前人研究未多，论着亦少。本计划拟以汉唐注家，如毛公、郑玄、高诱、王肃、韦昭、郭象、成玄英、杨倞等人的注解为中心，旁参群书，辅以相关出土文献，比对古书异文及其相关注解，分析注解与古书异文的关系，希望能深入了解汉代以来学者运用异文注解古书的方法。 本计划拟利用“汉达文库”，建立“先秦两汉文献异文数据库”与“先秦两汉文献注解数据库”，再以电脑进行比对，显示异文和注解同异，进而探究注家运用异文注解古书的方法，然后出版辑录先秦两汉文献异文及注解故训材料的工具书。最终将两个数据库，开放予学者使用。

通俗诗学读物是指那些给初学者讲授诗歌规则及作法的诗法、诗格之类的书籍，以及一些供初学者诵习模仿的诗歌选本。这些著作虽然不受文化精英的重视，却流传极广，作用巨大。正是这些通俗读物建构了大众的诗歌常识，确立了大众化的诗歌经典，培养了大众共同的诗歌趣味，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从而成为整个社会或民族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本计划即是要对明代的通俗诗学读物加以硏究，主要包括以下诸方面：一、调查搜集相关文献，对这些文献的作者、真僞以及来源加以考察。二、硏究这些通俗读物的编写、出版以及传播的过程，考察文化与商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三、硏究其理论内容及价値。四、考察其与诗歌教育之间的关系。五、探讨这些读物的文化意义。硏究明代通俗诗学对于了解明代的整体诗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了解明代民间的诗歌教育、商业出版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甚有助益，亦可为当今处理相应问题提供镜鉴。

Influenced by the latest aesthetic trends from the West,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however, found itself nurtured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works of Dai Wangshu, a prominent modernist poet and translator of the time, provide us with an opportunity to look into the complexities of modernist practice in China. Most scholars prefer to emphasize Dai’s attachment to Western modernism and therefore confine their attention to his publications in Shanghai. This proposed project aims at carrying out extensive research into the body of work published during his exile in Hong Kong (1938-1949). Based on hitherto-neglected source materials, it will examine central issues concerning his views on poetry, his foreign influences and his reflection on the role literature in wartime politics.

More specifically, the project will address the following key questions: 1. How did Dai Wangshu perceive “war literature”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With reference to the European war literature he introduced to Hong Kong, how did he deal with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ure aesthetics and ideological commitment in his writing and translation of war literature? 2. Why did Dai emphasize the poetic qualities of fiction he translated during wartime? How does this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his theory of poetry? 3. How did Dai develop his own interest in Russian literatur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rench leftist intellectuals? In what way did his perspective on Russian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differ from that in Shanghai?

Through an intertextual analysis of Dai Wangshu’s works of translation, literary criticism and cultural criticism, the project will give weight to the historical environment in which his works appeared and to the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his translations. Treating Dai as a wartime Chinese modernist, the project will extend the study scope of Chinese modernist writers by covering their work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t will also testify to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odernist literature.

Research on Dai Wangshu has been hampered by the relative inaccessibility of his Hong Kong outpu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project, a large corpus of Dai’s undeservedly obscure work will be published and a searchable database relating to his oeuvre will be made freely available for the general public and the interested researcher thereby making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 of study as well as to facilitate future work in comparative literary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中国三十年代现代派作家翻译资料库」http://www.transchimodern.hk

本计画旨在探讨清代古典戏曲中明史书写的创作背景、艺术、思想特色，以及社会、政治意涵。

The Qing dynasty (1644-1911) saw a tremendous burst of intellectual energy and creativity that led to a marked growth in historical drama as well as historiography. Among more than 3000 recorded plays composed in the Qing, approximately one third are history plays, and over 200 deal with Ming (1368-1644) history, which include great works of art. Under what circumstances were the events and figures of the preceding dynasty or their literary representations recalled and reshaped? To what extent was historical drama created during the Qing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revious dynasties? Is it true that re-enacting events of the past helps a group “commemorate collectively” and the shared experience creates “a feeling of identity, binding the participants together and excluding outsiders”? (Grant and Ravelhofer 2008, 5) What factors came into play in the dramatic representations of Ming history in Qing China? To what extent were the writing and use of Ming history in drama different from the official history, and also different from early Qing to mid-Qing and to late Qing? What impact did these history plays have on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Ming and its relation to their present time? By examining the entire corpus of the 170 or so extant play-texts within their 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I wish to portray the diversity and inter-textuality of the Qing world of historical drama, in order to shed new light on the creative processes, aesthetic and philosophical characteristics, as well as the socio-political relevance of classical dram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sides furthering drama research, another aim of my proposed investigation is to broaden the scope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study by exploring the “emotional” history of the Qing people, for in drama, social energy, collective beliefs and experiences are often encoded. The fact that quite a number of excerpts from Qing historical plays still grace the Kun opera stage bears witness to their artistic value and emotional appeal. Last but not least, when the project is completed, contemporary playwrights may gain insights from my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on the evocative force and emotional structure of the best kind of drama ever written on human history.

王念孙(1744-1832)是清代杰出的校勘学家、训诂学家，他对先秦、秦汉古籍的研究成果，至今仍普遍为学者肯定与采用。目前研究王氏之学的论着虽多，研究范围却长期局限在《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几部已经刊刻的著作上，难有突破。本计划将收集、整理、研究八种经王氏亲手批校的古籍校本，包括经部小学类的《方言》、《广雅》，子部的《管子》、《韩非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山海经》、《风俗通义》。这些校本收藏在中、台图书馆的善本书库，大部分从未对外公布，有待开发研究。本计划拟将上述校本的材料辑录，编成《王念孙古籍校本所见校改、校语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并上载至本计划的网页，为学者提供极具学术价值的新材料，解决目前有关王氏之学在研究材料上的局限，开拓研究王氏之学的新里程。

校本直接反映了王氏早年校读古籍的最初形态，本计划将具体分析八种校本的校改与校语，并将其与王氏晚年写成的《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等著作比对，梳理王氏前后期校读古籍的成绩，全面归纳王氏校读古籍的条例，藉此探究王氏的校勘、训诂理论在早期形成的过程与进境。

http://www.wangniansun.net

Cantonese is normally regarded as a language that has an unusually rich repertoire of postverbal elements, many of which cannot be found in Mandarin. The question arises as to the syntactic representation of these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their preverbal counterparts in clausal structure. 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he syntax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Cantonese, concentrating on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and their dialectal variation under a parametric framework. In this proposed project, I will investigate systematically how a postverbal element in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 interacts with its preverbal counterpart. The descriptive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database for future research in Chinese grammar and Chinese dialectology. To account for the empirical findings observed, this project will formulate a syntactic theory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in Cantonese, and identify parameters from which the dialectal variation emerges. The theoretical part of the project will provide a theory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in Cantonese that is grounded on comparative dialectal consideration. The vision behind this proposal is tha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antonese and Mandarin with respect to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can be all traced back to some ‘micro-parameters’ that will have predictable consequences in a number of constructions in these two dialects. This is a task that has not been taken before. The results are expected to help in fine-tuning the grammatical knowledge of the discontinuous constructions and to enable us to open up a new horizon in the study of functional categories in Chinese at large, resolving some longstanding disputes and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their syntactic nature in Chinese. It is also hoped that the project could provide a perspective from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eripheral positions of a sentence in human language, shedding light on the studie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facilitating language learning of Cantonese and Mandarin/standard Chinese.

本课题以二十世纪以来地下出土的战国简帛资料为主要对象， 试图借此对战国时代的汉语语法作比较全面深入的研究。 这与以往主要以传世古书来研究汉语史的做法不同。 本课题将充分利用出土资料无可争辩的真实性特点， 结合其种类比较丰富、时代较为明确、地域分布比较广泛等优点， 对战国简帛资料中所反映的各种语法现象作细致的描写和深入的分析， 并力求作出合理的解释。各方面的研究都将尽量与同时期传世古书 所反映的同类语法现象进行联系和比较，补充或纠正过去汉语语法史 研究中的不足或错误。同时，为了阐明某些语法现象的产生和演变， 研究时还将与甲骨文、金文等资料以及秦汉简帛资料进行必要的对比。

古知庄章精组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语音形式歧异，分合类型复杂， 历史层次丰富，向来为汉语方言学者所瞩目。其今读类型及其所反映的历史层次 不但是汉语方言分区的重要标准，也是考察各大方言历史演变和相互间历史关系 的重要视角。此前有关研究多限于单点或某一区域，尚无贯通南北古今的考察； 在诸如知章组读如端组是存古形式还是晚近演变等问题上，学界也有不同看法。 本计划拟就四组声母在现代汉语方言中的今读类型、历史层次作一全面深入的研究， 以期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也有助于深化对汉语方言学、汉语语音史中相关问题的认识。

The pronunciations of words belonging to the 知, 庄, 章, 精 series in the Middle Chinese initial system differ greatly among modern dialects. The complexity in coalescences and divisions of these four series as well as their divers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s have long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scholars in both dialectology and historical phonology. Questions such as whether the merger of the 知，庄 series with the 端 series reflects the retention of an ancient feature or a phonological evolution in recent times still remains controversial. Indeed, the modern pronuncia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se initial-series serve as important criteria not only for classification of Chinese dialects, but also for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nd relationship across dialects. As previous studies are constrained by surveys of either a single location or a small region,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across China is crucial for any further research in this regard. This research project proposes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four series of initial consonants by (1) examining their diverse patterns of realization in modern dialects and (2) analyzing the diachronic layers that such patterns reveal. The study will also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other related issues in Chinese dialectology and historical phonology.

The aim of this research is to investigate the “Eileen Chang phenomenon” (Zhang Ailing xianxiang 張愛玲現象) in Hong Kong, through the study of the adaptations and reception of her works. Eileen Chang (1920-1995)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writer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er works, enjoying both literary acclaim and wide popularity, have been adapted into various media forms, including films, TV series, broadcasting series, drama and dance theatre. This “Eileen Chang phenomenon” is a topic worthy of detailed investigation. Key issues addressed in the project include: 1. how are Chang and her works received in Hong Kong, 2. why and how are her works adapted by Hong Kong directors, 3. how are the adaptations of her works and life received in Hong Kong, 4. how is the reception of Chang in Hong Kong differ from that i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and 5. what light do the above findings shed on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Hong Kong.

The project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1. Documentation of research materials. An archive will be built on the reviews and adaptations of Chang’s works. Interviews will be conducted with Chang’s reviewers and adaptors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ng phenomenon.” 2. Textual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Texts composing the “Chang phenomenon” will be examined in detail. The project will rethink the inter-textual perspective by revisiting the notion of the author. By comparing the historical Chang and the received Chang, the project will present Chang as an individual trapped between modernity and tradition, while her reviewers and adaptors prefer to read her as a symbol of metropolitan modernity.

The outcome of the project includes: 1. academic papers to be published in refereed journals, 2. interviews with Chang’s adaptors and reviewers to be published in literary journals, and 3. an online database with search function. The project is academically significant not only to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ut also to enhancing the importance of Hong Kong in the study of Chang and in the field of literary studies. It will also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 sources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As present research on the reception of Chang mainly focuses on that of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this project on Chang’s reception in Hong Kong will make pioneering research of its kind.

Over 100 Chinese dictionaries for transmitted texts and excavated texts were published in the last few decades. Although these dictionaries, mostly synchronic, often contain the same words or words of similar meanings, they differ from one another in their nature and methodology. A prominent problem concerning them is that none of the individual dictionaries is able to boast a full collection of all the representative usages of a particular word. This has led us to wonder whether the dictionaries as we have today do not have any room for improvement.

To compile a synchronic dictionary, one needs to have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te lexical landscape of the particular period concerned. A study on both the transmitted texts and excavated texts become indispensable in obtaining such an understanding. We have taken advantage of modern technology to establish a database of the entire bod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in order to conduct meta-analyses. This up-to-date method for compiling a dictionary of ancient Chinese plays an essential part in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Chinese lexicography.

For the above-mentioned reasons, we began a project titled “An Integrated Study of the Pre-Han and Han Lexic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Multi-Purpose Online Dictionar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先秦两汉词汇综合研究──古代汉语多功能网络辞典之构建” in 2005. This project was subsequently recommended as a Pilot Project for a period of 12 months and funded by the RGC. Since its inception in January 2007, the project has made use of the CHANT Database and designed a program system, namely ‘Automatic Compiling Program System for Retrieval Database for Ancient Chinese Disyllable and Polysyllable Words’ (RDDPW), to build up a complete pre-Han and Han glossary. With RDDPW, different kinds of glossaries are being compiled. A glossary of vocabularies found in pre-Han and Han ancient Chinese excavated texts begins to take shape. The study on pre-Han and Han ancient Chinese transmitted text lexicons has also been commenced and is progressing as planned. Part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an online lexicon database. Furthermore, a dictionary of the glosses found in Gao You’s commentaries on three Chinese texts is under preparation. The first of its own kind, this dictionary is scheduled to meet the public in 2009.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liminary research task, we believe that it is the right time to propose an extension for this pilot project. The second phas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aims at extending the research scope to cover all the pre-Han and Han transmitted texts. Our team will make full use of RDDPW to cull words from all texts and compile a series of pre-Han and Han glossaries, which will then be used to study the usage of particular words and their evolution. Research results will be, as usual, mad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With the online lexicon database, scholars all around the world can conduct word search with any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 region/state, author, medium, genre, etc.

“关中”一语见于《史记》卷七《项羽本纪》，《集解》引徐广说明它的范围是： “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中华书局标点本册一页315。）即今日陕西 大部及甘肃、宁夏、河南与陕西接壤的部分地区。本计划的“关中方言”根据一般的 地理概念，适当考虑方言特点与分区。研究对象包括今陕西境内属于中原官话关中片、 秦陇片的方言。这是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

1933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白涤洲先生调查了关中42县50个方言点的语音 系统，后来由喻世长先生整理出版了《关中方音调查报告》（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 以下简称《报告》），《报告》系统的描写了关中方言的语音状况，对一些音韵特点及其演变、 地理分布作了简略的讨论。这是早期官话方言研究重要的著作，但由于条件所限，当年白涤洲 先生调查关中方言时，有些县没有调查县城方言，包括渭南等十二个。也遗漏张安等九个县。

其次，《报告》还有如下缺点：（1）《报告》没有将声调和声母、韵母配合起来， 这一点罗常培先生在《报告》的序中已指出。（2）《报告》只反映了400多个单字音（缺声调）， 而且大都是文读音。（3）《报告》没有连读变调。（4）《报告》完全没有词汇、语法的调查 内容。所以对关中方言的研究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这部著作仍是观察关中方言七十五年来的演变提供了绝佳的参照系， 在语音方面，如中古知庄章组声母的演变及其与精组字的关系，导致今天声母的颚化或者 是韵母及介音一系列变化，有的跟随普通话，有的与普通话背道而驰，成为关中方言一个 显著的特色。计划以该《报告》为基础，调查当代关中方言的概况，并就其中声母与介音 问题深入研究，计划内容大要如下：
(1) 调整方言点，去其重复，补其缺漏，注重代表性，将调查点定为47个。
(2) 调查内容将单字音增至2,000余个，并注重文白异读及连读变调。
(3) 新加词汇、语法项目，词汇约1,500个，语法例句100个，并以表格方式排列，方便对照。
(4) 着重调查内容的系统性、共时性，并对有关材料作动态性的跟踪调查， 通过与白涤洲先生著作的历时比较，以及各方言点之间的共时比较， 深入研究关中方言声母与介音的演变及二者竞争的结果。 计划完成后，有《当代关中方言声母、介音的演变研究》、《关中方言字音对照集》、 《关中方言词汇、语法对照集》三部著作。

晚宋时代，理学渐趋官学化，并且通过学校和科举等途径对晚宋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理学家试图将文学纳入其理学系统中，重新建立文学正统；文学家则一方面接受理学的影响， 另一方面却试图捍卫文学自身的传统。这样在理学与文学之间就产生了紧张关系，两者既互相冲突， 也互相吸收，由此造成了晚宋文坛的新面貌。本项目拟在理学与文学关系的背景下，通过对晚宋创作团体、 文学创作及文学理论批评的研究，揭示晚宋文学的独特面貌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Place names often reveal the histories not only of localities and their inhabitants but also of the languages in which they were coined. In the naming practices of Hong Kong villages, towns and streets, a variety of languages have been at work. Names revealing phonological, grammatical or semantic characteristics of languages other than Cantonese can be traced to early settlers like the Zhuang, Miao, She or migrants from other parts of China such as Hakka, Min and Wu speakers. British colonialization also left its imprint. While many western names were transliterated into Chinese, local appellations were also romanized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pelling systems, which captured contemporary linguistic features. In this project, Hong Kong place names recorded in maps and documents from the last two to three centuries will b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o delineate language evolution during the period, and the renaming of places will be analyzed within a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本研究将突破前人关于《三国演义》单一主题、 单一意义或系统化叙述结构之成说，致力于探讨其具有的多重意义、 多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与对话。

Mok Man Cheong(莫文畅, ?—1917) had worked as a court interpreter, a comprador and a school teacher before moving into the shipping industry and later on becoming a ‘zhili’(值理) at the Tung Wah group of hospitals in Hong Kong. His first important publication, The Tah Tse Dictionary（达辞字典）, was very well received indeed and it remains in use as a reference book even up to the present day. In an effort to help his contemporaries to learn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heong introduced the sound-matching approach to tackle English pronunciation in his other book, English Made Easy（唐字调音英语） and it comes as no surprise that this English-Cantonese sound-matching manual was highly praised by A.W. Brewin, the then Registrar-General of Hong Kong. According to the British Library Catalogue, English Made Easy was reprinted many times and thus its influential status back in the early part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n hardly be doubted. Sound- matching documentation as such is central to the studies of Chinese linguistics but unfortunately the importance of English Made Easy has for long been overlooked. Previous studies of this book were largely undertak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nglish teaching, even though English Made Easy contains a significant amount of valuable and reliable data, which prove indispensable to any attempt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Hong Kong Cantonese over the years. It is the first book authored by a Chinese scholar to have noted the phenomena of ‘high leveling (上高平)’ and ‘high entering (上高入)’ in Cantonese intonation and it contains the earliest documentation of ‘san-pin-fa (三拼法),’ which contrasts sharply with the more commonly used ‘shuang-pin-fa (双拼法).’ Of no less importance is Cheong’s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ultural changes in Hong Kong. This research project will delve into the wealth of phonetic and vocabulary data contained in English Made Easy with a view to work out a comprehensive and accurate historiography of the multifarious changes that inform Hong Kong Cantonese, placed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the myriad of socio-cultural factors that nurtured them.

数十年来，学者为商周以迄两汉传世文献及近代出土先秦两汉文献而编纂之专用辞典逾一百种。 此类辞典经常收录相同或相近之词汇，但其性质各异，编纂方法也不尽相同。即使辞典收录相同词汇， 也未必能完整收录该词汇之所有具代表性之用例。由此可见，以书刊形式，按年代、 文献分类之辞典词汇编纂方法有未尽善处。 总结现有断代辞典之编纂经验，可知编纂断代辞典必须先了解该时代词汇之全貌。 传世文献乃研究词汇之重要文献资料，但数量不多之出土文献同为不可或缺之研究素材。唯综合研究二者之词汇， 方能准确探求词汇发展之真貌。然而，全面研究先秦两汉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之词汇乃费时费力之浩大工程， 必须借助现代科技，运用电脑建立文献资料库，统计分析有关文献所见之词语，以为研究汉语词汇， 甚或编纂汉语辞典之手法。 大规模而有系统之先秦两汉词汇研究工作，不能仗依个别学者之个人研究， 而必须依靠研究机构之长期及有力支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古籍研究中心现已建立六个中国古代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资料库， 其年代由商周以至魏晋南北朝，地域则及于楚、齐、鲁等重要文化区域。此一文献资料库可作为本计划之基础， 研究人员可规划电脑程式，寻检文库内所有词语，藉以建立先秦两汉文献完整词单。同时， 更可以此探讨部分词汇运用之独特性，深入研究此时段之词汇发展。最后，期望能进一步建立分别以年代、 地域、作者、文体、载体等为纲之上古汉语多功能网络辞典。

《黄遵宪(1848-1905)是中国近代旧体诗歌最重要的作家， 他的《人境庐诗草》是晚清时期最受注目的诗集。由于黄氏在近代维新事业中起过重要作用， 发挥过深远的影响，《人境庐诗草》的重要性也就不限于文学研究范畴，而成了黄学研究的重镇。 黄氏诗向称难读，因此在过去百年中出现了为数甚多的黄氏诗注释， 其中包括至今仍在黄学研究中起重要作用的钱仲联(1908- )的《人境庐诗草笺注》。 可惜这些注释在今天已难免过时，呈现了种种不足，其对读者了解黄氏诗作及黄氏功业所能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有限。 本研究旨在总结过去一百年黄学研究之成果，结合资讯科技提供的种种方便， 并配合本人在过去二十余年研究、讲授黄遵宪诗、近代文学和古典诗歌之心得， 为一般读者和黄学研究者提供可靠有用的《人境庐诗草》注释，并以此为基础， 检讨与总结中国旧体诗注释的经验，尝试为旧体诗的现代注释建立新典范。

王念孙、王引之清代杰出的训诂学家，他们晚年之作《经义述闻》、 《读书杂志》是以札记形式记录他们的读书心得，前书解群经疑义，后书释史、 子、集故训，这些资料散见书中，查检不便。本计划拟将上述资料按字条、 词条方式辑录，编成《〈经义述闻〉、〈读书杂志〉训诂资料汇编》。 （以下简称《汇编》） 《经义述闻》、《读书杂志》最大的成就，是因声求义， 藉声音以通假借，求语源。本计划拟利用《汇编》辑录的假借字、同源字等材料， 以察汉字假借、同源之理，并探二书声训的成就。

二书所举经子诸书韵语，或析古音某与某韵部通。这些材料， 对理解王氏古音分部及合韵等问题，裨补甚多。本计划拟从二书辑出上述资料， 据以考察王氏古音系统，并论其得失。

又二书释义，每引《广雅》以证成其说，二书阐释《广雅》训诂， 除与王氏中岁之作《广雅疏证》相互发明外，尚有新的体会。 本计划亦拟辑录二书所见《广雅》资料及有关考释，比对《广雅疏证》， 以见王氏晚年治《广雅》之进境。

The present project aims at examining the linguis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orthern Min and its surrounding dialects. Known for several peculiarities, Northern Min has attracted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a for years. Most of the debates fall on the origins of one or two individual linguistic features. A systematical study on the whole linguistic body from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owever, has never been carried out. It is thus necessary to conduct a thorough study on this subject.

Northern Fujian encompasses a great variety of Chinese dialects, including Min, Gan, Hakka and Wu. Language contact is a natural result. Our project will make use of the modern theories of “language contact” and “language stratification”, in the attempt to achie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1)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Min, (2) the mode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dialects, especially Min and Gan, and (3) the corresponding strata of different dialects.

Special concern will be placed on the historical documents written in Northern Min compiled / translated by the early missionaries. They provided invaluable information on a language of more 100 years ago. The language systems they reflected will be served as the basis of our discussions. In addition, a detailed dialectual survey will be conducted in the Northern Fujian region. The materials we gather will enable us to build a large-scale comparative work on language stratification.

All areas of the Northern Min will be studied: phonology, lexicon and grammar. The results of our investigations will be submitted to renowned journals in the field.

《新生晚报》于1945年12月22日创刊，至1975年10月以后方告停刊， 出版时间长达三十年，广受当时本土读者欢迎。其主要副刊包括〈新趣〉及〈生趣〉， 前者主要刊登作家专栏及连载小说，后者则为综合性副刊。初期由陈君葆出任社长， 高雄、梁宽、方龙骧、石人等著名报人均曾任该报编辑，三苏、十三妹、董千里、平可、 西西、陆离、戴天、李英豪均曾在该报副刊撰写专栏或连载小说。 《新生晚报》副刊蕴藏丰富的香港文学及文化原始材料，有待全面而深入的研究。 本计划以《新生晚报》副刊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角度考察该报副刊如何影响香港文学 及文化地图的绘制，分析该报副刊在香港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位置，从而追踪香港文学 主体性的建立过程。另外，本计划以《新生晚报》副刊为资料库， 从微观角度开展对个别作家、文人集团、文类、都市文化等专题的研究。 具体成果将以“口述历史档案”、“研究论文”及“作品及资料集”等方式展示。

从八十年代开始，香港文学研究渐受重视。但是， 基于原始文学资料尚未齐备，现有对香港文学的研究， 大多建基于已出版的作品单行本，对于文艺杂志及报章副刊的研究， 一直备受忽略，长期成为香港文学研究其中一个盲点。但是， 文学“寄生”于报纸副刊上，是香港文学特殊文化生态现象之一， 是研究香港本土文学文化所不可或缺的题目。因此， 本计划拟有系统地整理和研究香港报章副刊， 为这个普遍受到忽略的文学现象，整理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图像。 相信对香港文学史料的累积，推进香港文学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本计划选取《华侨日报》副刊为研究试点， 主要原因有三。其一，《华侨日报》有七十年历史， 是迄今历史最长的本港报章。《华侨日报》创刊于1925年6月5日， 前身为旅港华商总会同人所办，专以传递商务消息的《华商总会报》， 而《华商总会报》的前身是香港出版的首张中文报纸《中外新报》， 后因旅港华商总会无意续办，由岑维休、陈楷等承购，易名《华侨日报》。 在九十年代激烈的报业竞争中，《华侨日报》几度易主， 终于1995年1月12日停刊。《华侨日报》几十年来见证着香港社会的成长与发展， 研究其副刊从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变化发展，有助清楚揭示本港副刊历史的面相。

其二，《华侨日报》是一份由本地工商界创办， 植根香港，极具代表性的报章。其“出版宣言书”曾提及办报宗旨： “凡有利于国，有益于民，虽艰险勿避，不为威屈，不为利诱”， 数十年来秉持关注社会的办报方针，与香港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因此，本计划选取《华侨日报》副刊为研究焦点，分析它不同时期的特色与变化， 从而反映七十年来香港社会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发展、 文学与香港身份建构、本地意识的发展等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三，《华侨日报》副刊多年来刊登了大量文学作品， 由于没有出版单行本，不少作品随生随灭，散佚甚多，形成研究的缺口。 因此，本计划拟在原始文学资料整理的翔实基础上，仔细分析《华侨日报》 副刊的作家与作品，以及不同时期副刊的风格， 从具体材料分析香港文学数十年来从雏型到丰富多姿的发展历程， 作者群的变化与世代的更迭，各项香港文学的重要议题， 尤其是较为研究者忽略的香港通俗文学发展脉络。

换言之，《华侨日报》副刊是研究香港本土文学文化的重要课题。 本计划以《华侨日报》副刊为研究对象，为《华侨日报》副刊的历史发展、 特点、性质等各方面作较具体、客观的概括与评价， 所得成果可作为研究香港报章副刊发展的基础。若本计划成功， 当可作同类计划的蓝本。

近二十年来，以大方言区为对象的综合性大型调查报告相继出现， 如詹伯慧、张日升之于粤方言，李如龙、张双庆之于客赣方言等， 至于被称为方言研究显学的闽语研究，还欠缺一本涵盖不同省份， 不同地区的闽语调查专着。五十年代方言分区时曾把闽语分为闽南闽北两区， 八十年代则合而为一，下分闽南、闽东、闽北三个次方言区（或加上闽中与莆仙成为五区）， 但其思路似乎囿于福建一省之内。其实闽语分布北起浙南，沿海南下经福建、 广东至广西，又跨海至海南、台湾，复因移民关系，东南亚华人也多操闽语。 因为内部复杂，只有大面积的调查，搜集大量语料，才能更好的说明闽语的特点， 提出分区的依据以及研究其历史演变及迁徙。本研究在闽语区选择有代表性的方言点三十个， 计为：

如上所说，闽方言是方言研究中的显学，在各省各次方言区的研究上， 学者已做出很好的成绩，计其牵涉较广者，有：

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就单一方言点做调查研究，诸如桥本万太郎之于文昌话、 余蔼芹之于遂溪方言、张光宇之于海口话，张振兴之于海康话，陈泽平之于福州话等等。 加上近年的方志热，各方志所包含的方言志，其方言材料是十分丰富庞大的。 （本校蒋平教授获研究资助局支持的〈汉语方言资料库〉只是将过去调查数据收入电脑，并非重新调查。） 以整体闽方言来说，这些各自的研究是零散无系统的，所用的字表、词表不同，重点不同，或详或略， 不方便比较。如果对上述三十个方言点的调查能采用相同的材料，即我们在调查东南部方言所用的两本调查手册： 《东南方言调查字表》（收约2300字）及《东南方言调查词表》（收2200词语及150个语法例句）， 将所有材料逐一对齐，列成表格，则各点之间异同一目了然，将有助于全面了解闽语的面貌， 并方便通过比较了解更多闽语的真相。

The CHANT Database, now directed by Prof. Ho Che Wah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is a long standing project in the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Studies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overing both traditional and excavated ancient Chinese texts spanning the two millennia from 1500 BC to about 600 AD into one single, vast and comprehensive database. It has been working over a decade with quite a few generous Earmarked Grants and Central Allocation from the RGC. The present project mainly focuses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last database, the Leishu (extant Chinese Encyclopaedias) Database, which would exceed 40M characters in total. With the completion of this project, the CHANT database is truly comprehensive, consisting of all sorts of excavated and traditional materials, which we believe, would be the most comprehensive electronic library of ancient Chinese texts.

http://www.chant.org/

中国传统类书常被用为工具书。类书乃为前人汇集当时传世文献资料，依类区分，重新排列编纂之典籍。及唐、宋两朝，编撰类书蔚然成风，著名类书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初学记》等相继编成付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于1991年及1997年，分别完成先秦两汉及魏晋南北朝传世文献资料库简称“古文献资料库”，收录甚广，然而部份佚书、佚文则未见采录。此等佚书、佚文，可以借助类书引文重新搜集。本研究计划旨在全面整理传世类书，建立完整之类书电子资料库，其目的有二：一〕建立一完整之类书电子资料库，方便学者利用类书引文进行研究工作。二〕将类书引文与“古文献资料库”进行对比研究，探求类书引文与传世文本之异同。

有关之比对研究，可以概略分为三方面说明：一）首先，就相同文献资料，以现存最早之类书引文与今本文献对比，分析今本文献与引文之异同。二）其次，经过对比研究，搜集同一文献之异文，据此探求文本原貌。三）最后，就类书所引而又不见今本者，列为佚文，重新编排收录，进行有系统之文献辑佚工作。

类书资料库完成后，不仅对文献研究工作有所裨益，亦为其他相关学科研究工作提供便捷之研究工具。诸如哲学、历史语言学，皆可借助类书引文资料进行研究工作。类书依类按年代排列，于历史语言学家而言，实为研究语言发展和变化之重要资料。

我们期望此项研究工作能全面并准确地整理现存类书文献资料，并于五年内全部完成。由于工程浩大，我们将整项计划分为两期进行，第一期先行处理由三国至宋朝编成之类书，次期再处理由元朝至清朝编成之类书。

搜集类书资料，进行全面比对研究，向为文献学者之梦想。过去，由于未有先进科技配合，有关工作难以实行。我们期望借助“香港政府研究资助基金”之拨款，可以为学者提供一完整之类书资料库，臂助他们利用类书资料从事更高层次之文献比对研究工作。

本计划乃跨古文字学、古声韵学及古汉语语法学等学科之大型整合计划，计划中拟利用近四十年来公布之新出土楚文字材料，根据有关通假字之音韵现象，经归纳、比较及详细分析，制作先秦楚简文字声系表，复运用所得成果，重新整理及建构先秦楚方言之音、韵系统，并探究楚简文字之语法现象与先秦楚文献语法规律，尝试建立一崭新之先秦楚语法系统。

一九八九年，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古文献资料库中心”。该中心首项计划为“先秦两汉一切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以电脑重新纪录两汉及以前全部传世文献，并编纂《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及以电子媒体出版“汉达古籍资料库检索系统”，臂助学者从事汉学研究。

香港新界的面积984.74 平方公里，有客、粤、闽三种系属不同的方言，并非纯粹的广州腔粤方言区，1998年对新界六百多条村初步的调查，旨在了解都市化前这些村的原居民所采用的方言，结果是客家村359个，占57％，围头村（属粤语）167个，占26.5％，蛋家村33个，占5.2％，福老村5个，占0.8％，混合村66个，占10.5％。这个调查只核对一些语言材料，并对七个点的方言记录了约200个字的读音和五十个常用词的用法。本计划在上述调查的基础上，选取更多的方言点，记录更多的语言资料，编写成《新界方言调查报告》：（包括10个方言点，调查2000个单字，2000余个词语及语法句，并加分析）。并绘制《新界方言地图集》：（包括100个方言村，50个单字，30个词条，绘成超过80幅方言地图）。

本地学生要学好说普通话和使用标准现代书面汉语，必先要明白现代标准汉语与粤语的异同，掌握两者之对应规律。本计划之目的在为全港中小学师生设计不同程度的“现代标准汉语与粤语对照”教材。同寅深信这套教材在语文学习和教学上能够发挥预期的效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分别于一九九一年及一九九五年完成先秦两汉以及魏晋南北朝全部传世文献电脑化资料库，臂助汉学研究工作者掌握原始文献资料，进行各项研究工作。

近百年来，香港和其他汉语地区，语言中变动最迅速显著的，要算词汇。新词汇的增加代表新观念和新事物涌现。中国近世语言中新语汇大量使用，始于晚清时期，其中对新语汇的输入及传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1873-1929〕。他在1896年到1907年这十二年间，透过主编《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这三个刊物，联合改良派同道者的力量，传播新学理新事物，使新学语成为语言中有生命的新词汇，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并可见于香港现在仍在使用的语汇中。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与确立，梁启超居功至褘。本研究计划把梁启超系三个报刊中出现的新语汇作细致的研究，审视这些语词的形成模式、流传途径、所代表的新观念、以及对当代包括香港在内的汉语地区词汇所造成的影响。

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与电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筹划的“优质中国文化教育计划”于1998年8月获“优质教育基金”拨款港币2,999,200元。该计划旨在推行中国文化教育，并为高中及预科师生提供优质的中国文化教学支援。计划的主席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张双庆教授，其他委员包括中文大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的简永基教授、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的杨钟基教授、蒋平教授、何志华教授、樊善标教授、张秉权博士及李贵生博士。为期两年的“优质中国文化教育计划”分为两部份。第一部份是筹办各类与中国文化相关的活动，包括文化专题演讲、艺术导赏、文化营、教学工作坊、教育座谈会等。 第二部份是建立一个“优质中国文化教学网上支援站”（99年3月定名为“博文”网站），让学生和教师透过互联网获得方便又实用的温习和备课材料，以及于网上的交流平台发问和互通教学心得。“博文”网站的内容包括∶文化常识资料库、教学资料库、文化活动、多媒体教学程式、网上交流站、每周话题、档案下载特区等等。有关详情，欢迎浏览“博文”网站∶http://bowen.chi.cuhk.edu.hk。其中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提供有关资讯科技上的技术协助，中国语言及文学系则负责中国文化教学资源的发放。为使“博文”的内容更灵活和切合时宜，本计划以互联网为主要的使用介面，一方面可以定期更新资讯科教材，另一方面可以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即时的教学支援和交流的机会。“博文”于1999年9月上旬开放予全港中学使用，至今共有来自297所中学的教师登记为“博文”网站的使用者。

本计划开发了“博文网站”http://bowen.chi.cuhk.edu.hk，提供平台讨论有关中国语文问题，该网站现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管理。